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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418年正月，长安城外，寒风凛冽。一纸处决令下，猛将沈田子人头落地。此时，距东晋太尉刘裕收复这座故都尚不足百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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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令者是留守长安的最高军政长官王修。消息传开，关中震动。就在两个月前，长安百姓还箪食壶浆，迎接“王师”；如今，晋军内部血流成河，而北方胡夏赫连勃勃的大军正虎视眈眈。一场盛大的北伐胜局顷刻间坠入深渊。
沈田子与弟沈林子，早年因父亲之过亡命山野。恰逢晋军讨伐孙恩、卢循，兄弟二人见刘裕所部军纪严明，秋毫无犯，沈林子遂毅然出山自首。刘裕怜其才志，不仅赦免其罪，更将两家眷属安置于京口。这份恩情，让沈氏兄弟立誓以死相报。
此后，刘裕平桓玄、灭南燕、肃清内部政敌，沈氏兄弟皆鞍前马后，战功赫赫。弟弟沈林子性情沉静，谋略过人，渐成刘裕心腹智囊；兄长沈田子虽同样勇冠三军，却心胸狭隘，尤忌他人军功在自己之上。
“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”人们越是在意什么，越会被什么控制住，最后反而引起悲剧。沈田子的人生悲剧也将由此引起。
公元416年，刘裕北伐后秦。沈田子迎来人生高光时刻：他率疑兵数百在青泥奇袭后秦主力，竟大破姚泓数万大军，关中各镇望风归降。庆功宴上，刘裕举杯道：“克复咸阳，卿之功也！” 此语令沈田子志得意满，却也使他对真正的攻城主帅——北府军名将王镇恶——暗生嫉恨。
刘裕急于南返谋图帝业，留幼子刘义真镇守长安，以王修总揽政务，沈田子、王镇恶、傅弘之等分掌军事。这一安排本就暗藏凶险：王镇恶身为北方降将，却功高盖主；沈田子自诩为刘裕嫡系，岂甘居其之下。
刘裕曾私下对沈田子言：“猛兽不如群狐，卿等十余人，何惧王镇恶一人？” 此言近乎默许了制衡之意，为日后惨剧埋下伏笔。
次年正月，夏军来犯。沈田子初战不利，欲退守待援，遭王镇恶斥责：“公以十岁小儿托付我等，正当共思效命，何以闻风便退！” 沈田子顿起杀心，竟矫称奉太尉密令，邀王镇恶至营中议事。
王镇恶毫无防备，刚入营门，即被沈田子伏兵杀害。沈田子天真地以为，只要击退夏军，便可携功南归，向刘裕请罚。然而，他低估了擅杀大将的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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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主帅王修执法如山，当即下令逮捕沈田子，数其罪状后处决。不久，王修亦因执法过严，遭小人谗害，被年幼的刘义真误杀。长安军政核心，顷刻崩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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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裕闻讯，急派朱龄石北上救援。然而大势已去，在仓皇南撤中，晋军遭夏国铁骑追击，傅弘之、朱龄石等将领相继战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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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沈田子杀王镇恶开始，如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，六位北伐功臣接连丧命，关中得而复失。刘裕倾注心血打造的北定中原之势，至此戛然而止。南朝元气大伤，再无力问鼎中原，只能“赢得仓皇北顾”。
沈田子，这个一度闪耀北伐战场的名字，最终竟成了北伐壮举的“掘墓人”。